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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防范变相ICO活动的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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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关于防范变相ICO活动的风险提示

 

2018-01-12 NIFA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2017年9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中明确指出,代币发行融资(ICO)行为涉嫌非法集资、非法发行证券以及非法发售代币票券等违法犯罪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应立即停止从事ICO。随着各地ICO项目逐步完成清退,以发行迅雷“链克”(原名“玩客币”)为代表,一种名为“以矿机为核心发行虚拟数字资产”(IMO)的模式值得警惕,存在风险隐患。

10月以来,以IMO模式发行的“虚拟数字资产”,包括链克、流量币、BFC积分等。以迅雷“链克”为例,发行企业实际上是用“链克”代替了对参与者所贡献服务的法币付款义务,本质上是一种融资行为,是变相ICO。同时,迅雷还通过招商大会频繁推销、发布交易教程助推炒作等方式,吸引大量不具备识别能力的群众卷入其中。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呼吁,广大消费者和投资者应认清相关模式的本质,增强风险防范意识,理性投资,不要盲目跟风炒作。对于IMO模式以及各类通过部署境外服务器继续面向境内居民开办ICO及“虚拟货币”交易场所服务,发现涉及非法金融活动的,可向有关监管机关或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举报,对其中涉嫌违法犯罪的,可向公安机关报案。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员应加强自律,抵制非法金融活动,不参与任何涉及ICO或炒作“虚拟货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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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三会”的开始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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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3日,中国银行业监管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而证监会未在此次职能调整中未被纳入。至此,中国金融监管框架的“一行三会”制度宣告结束。 3月13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关于对金融监管机构的改革条款迅速占据了各大财经媒体头条。《方案》中提出,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责是,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银行业和保险业,维护银行业和保险业合法、稳健运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金融稳定。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将不再保留。此外,此前“三会”中的证监会并不在此次合并的范畴中。 同时,《方案》称,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拟定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 至此,时年20岁的保监会与15岁的银监会,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架构也成为历史概念。 “一行三会”的开始 每个机构的诞生都有其历史必然性。对当年尚处于襁褓中的中国金融业来说,“一行三会”的相继出现有其自身的因素。 最早诞生的是现在被称为“央妈”的中国人民银行。1948年12月1日,人民银行成立于在河北。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颁布,明确了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的职责。人民银行自此开始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同时也负责监管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在内的整个中国金融业。此时的中国金融业处于混业监管中。 1987年,央行批准成立了第一家证券公司,即深圳特区证券公司;1988年,首家股份制证券公司成立,即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此后,伴随着各类股份公司、证券公司的相继出现,央行开始酝酿成立证券交易所。1990年、199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中国证券市场也正式起步。 为了解决证券市场出现的违规操作、市场混乱等问题,国务院开证券委员会于1992年成立,证监会也同时成立,开始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1995年,对证券公司的监管责任也从央行转交到证监会。 1949年,中央政府在接管各地官僚资本保险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各类保险业务。1980年,停办了20年的保险业恢复,同时央行也展开了对保险业的监管。 1997年11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加强金融监管,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成立保险业专职监管机构的事项也提上日程。一年之后的1998年11月,中国保监会成立,保险业的监管职责也转到新成立保监会手中。 成立最晚的银监会诞生于2003年4月。据了解,中国加入WTO之后,央行在2001年9月按照“管监分离”原则,重新划分了监管司局的监管职能,但是仍难适应入世后银行业监管的需要。 因此,进行银行业监管体制改革便成为银行业改革的题中之意。在经过探讨研究后,成立银监会以分开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的方案被采纳。这一举措被认为有利于提高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和权威性,有利于实行适应现代金融监管形势的激励机制。 此后,伴随着银监会的挂牌成立,央行的银行监管功能被分拆。中国人民银行虽不再肩负具体的金融监管职责,但维护金融稳定成为其重要职责。 至此,银监会、保监会连同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证监会一起,形成“一行三会”金融监管格局,中国金融业也从混业监管走向了分业监管。 在此格局下,央行专注于货币政策的调控,银行、证券、保险则分别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监管,基本实现了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全覆盖。此外,90年代左右,我国公民规范守法意识和机构监管能力等较为有限,若仍保持混业监管,可能会导致市场问题不断。 然而,随着混业经营的发展,金融业出现了很多跨行业、跨机构、跨界的金融产品,分业监管遇到了挑战。 合并的呼声响起 中国金融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各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导致“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模式逐渐无法适应金融业监管现状,问题迭出。随着“混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矛盾显现,金融监管框架的调整需求日益迫切。 从2011年温州的民间金融危机爆发起,金融事故频发,并有向银行蔓延的趋势。2013年6月,“钱荒”爆发,市场资金面绷紧,银行间拆借利率最高达到30%,这被市场称之为中国货币史上的“吉尼斯”纪录。有分析曾指出,“钱荒”的原因便在于银行前期同业杠杆过高、期限错配严重,这一风险事件涉及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 于是,为了防范跨市场、跨行业经营带来的交叉金融风险,2013年8月,国务院发文成立由央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以讨论几个跨部门金融监管议题。可惜,效果并不明显。 2013年末又发生了“债灾”,十年期国债利率从3.4%狂升至4.7%,债市突然进入熊市,金融机构损失惨重。更惨的还在后面,仅在一年半之后的2015年夏天,A股进入暴跌期,持续时间长达3个月,指数从5000多点几乎腰斩,跌至2800多点,市值蒸发5万亿美元。 在暴跌过程中为避免金融危机,国家拿出了一万多亿成立“国家队”以救市。可惜的是,由于证、保、银监会对各类集合计划、伞形信托的监管规则不统一,负责资本市场监管的证监会,也就难以对场内场外的融资行为实行统一监管。于是,当股市风险爆发的时候,难以及时拿出有效的手段。最终,国家和股民都承受了巨大损失。 金融风险事故的频发,指向了已经推行了十几年的金融监管模式。渣打银行曾指出,2015年股灾部分归咎于政府机构间协调不佳。有分析表示,分业监管已经落后于我国金融业的发展,监管真空和失调、失误时常发生,同时金融监管信息碎片化,监管部门之间的摩擦、推诿和争夺使得问题连连发生。 金融监管架构改革的呼声再次响起。2015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便曾建议把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合并为统一的综合监管机构,实现金融业的统一综合监管。 市场也提出了可能两种模式,其中之一是要设立一个超级监管机构,负责监督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另一种方式是将“一行三会”合并为一,成为统一的、超级大金融监管机构。 此后,伴随着网络金融公司、P2P借贷平台、许多金融科技创业公司的崛起,新兴金融模式侵入资产管理、银行基础服务和在线支付等市场,致使相关监管问题越来越多。 近年来兴起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便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问题。据2017年7月份发布的规则显示,央行监管互联网支付业务,银监会则监督网络借贷、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业务。证监会负责监管股权众筹融资和互联网基金销售。 “一行三会”分散的监管模式越发不适应金融监管形势。于是,金融监管机构合并的提议再次被提起。 从“一行三会”到“一行两会” 国务委员王勇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时揭示了此次保监会、银监会合并的原因。他表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必须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为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解决现行体制存在的监管职责不清晰、交叉监管和监管空白等问题,强化综合监管,优化监管资源配置,更好统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逐步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事实上,从防范金融危机的角度来说,保监会与银监会的合并也是早有端倪。 此前保险业发展失速,先是通过保险资金新政“13条”, 放开了保险资金运用可以涉足的领域;再通过启动寿险费率市场化改革放开普通型人身险,此后又放开万能型人身险等,为民营保险公司扩容、业内不合格资本的“浑水摸鱼”提供了机会。 很多民营资本借此机会迅速崛起成为资本大鳄,随后便恶意举牌上市公司、违规进行海外投资,对行业声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形成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不稳定因素。 此前被接管的安邦保险集团更是将一家保险公司发展成了投资公司,其高杠杆举债的发展方式使其自身资产负债情况非常脆弱;同时由于其手握各种金融牌照,形成了事实上的金融控股公司。这些现象都危害了保险业的本质。 同时,近期被曝光资金链出现问题的海航则栽在了旗下的渤海人寿手中。据2017年10月保监会的监管函显示,渤海人寿公司在股东股权、“三会一层”运作、内部管控机制、关联交易管理等方面存在问题,被责令整改,并被要求六个月内,禁止渤海人寿直接或间接与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开展关联交易。 因此,对于此次保监会与银监会的合并,有分析指出,虽然银行业、保险业一直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但从实际来看,金融机构的业务交叉较多,随着经济发展,金融行业出现了混业经营的现象。而两者从属的监管机构不同,就造成一些监管的真空、灰色地带的出现,所以现在将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实际上适应金融业发展的新需求。 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会长楼继伟在今日(3月13日)下午,对此次保、银合并的评论所说,在资本充足率、偿付能力以及自身风险匹配能力方面“保险”和“银行”有类似性,两者都管理自身的资本收益匹配、风险收益匹配和久期匹配。而证监会是管信息披露真实性,特别是管欺诈,属于投资消费者保护范畴,它对证券公司没有资本金要求。银保合并有相近性,而证监会不一样。 据悉,这次的机构改革方案将于3月17日上午召开的全国人大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如果成功通过,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将开启“一行两会”的结构。“一行两会”的新格局也将迎来新的人事变革,根据此前公布的两会议程,各相关机构的人事任免情况将于3月19日宣布。 文章来源:环球老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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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证监局掀地方私募2018年自查大幕,自查底稿6大项56小项内容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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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近日,广东证监局下发《关于组织辖区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开展2018年自查工作的通知》,正式拉开地方私募自查大幕。 自查底稿包括6大项、56小项清单,私募机构按照自查工作底稿要求,逐项排查各项活动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及风险隐患,形成自查工作报告,并将机构及产品信息表作为附件,上报证监局。   自查底稿 广东辖区私募机构2018年自查工作底稿 (指引) 一、宣传推介 是否通过报刊、电台、电视、互联网等公众传播媒体或者讲座、报告会、分析会和张贴布告、散发传单、发送手机短信、微信、博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宣传推介。 是否存在不适当宣传、误导欺诈投资者;是否夸大或者片面宣传基金管理人及其管理的产品、投资经理等的过往业绩。 是否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产品合同及销售材料中是否存在包含保本保收益内涵的表述,如零风险、收益有保障、本金无忧等;产品名称中是否含有“保本”字样;是否与投资者私下签订回购协议或者承诺函等文件,直接或间接承诺保本保收益; 是否向投资者口头或者通过短信、微信等各种方式承诺保本保收益;是否向投资者宣传产品预期收益率。 二、资金募集 是否向不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合格投资者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2)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3)机构投资者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个人投资者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下列投资者视为当然的合格投资者:(1)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2)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3)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4)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单只基金的投资者人数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有限责任公司型基金及有限合伙型基金不得超过50人;其他基金不得超过200人);投资者转让基金份额的,受让人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基金份额转让后投资者人数是否符合规定;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是否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为合格投资者,是否穿透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下列投资者不再穿透核查:(1)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2)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3)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是否向非合格投资者销售产品,明知投资者实质不符合合格投资者标准,仍予以销售确认;是否通过拆分基金份额或其收益权、为投资者直接或者间接提供短期借贷方式,变相突破合格投资者标准。 是否采取问卷调查等方式,对投资者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采取风险评估;是否由投资者书面承诺符合合格投资者条件;是否制作风险揭示书,向客户充分揭示投资运作可能面临的风险,明确约定由客户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是否由客户签字确认。 委托第三方机构提供投资建议的,第三方机构及其关联方是否以其自有资金或募集资金投资于结构化产品劣后级份额。 通过代销方式销售产品的,是否与代销机构约定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责任,代销机构是否采取风险评估、风险揭示及符合合格投资者条件的确认措施; 是否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私募基金进行风险评级,并向投资者说明;是否向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相匹配的投资者推介私募基金。 基金是否及时进行备案(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在私募基金募集完毕后20个工作日内,通过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系统进行备案) 股票类、混合类结构化产品的杠杆倍数是否超过1倍,固定收益类结构化产品的杠杆倍数是否超过3倍,其他类结构化产品的杠杆倍数是否超过2倍;结构化产品的总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是否超过140%,非结构化产品的总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是否超过200%。结构化产品名称中应当包括“结构化”或“分级”字样。 是否对基金产品劣后级份额认购者的身份及风险承担能力进行充分适当的尽职调查。 三、基金投资 基金产品完成备案手续前是否参与股票公开或非公开发行。是否未登记备案开展私募业务。 是否直接或者间接对优先级份额认购者提供保本保收益安排,包括但不限于是否在基金合同中约定计提优先级份额收益、提前终止罚息、劣后级或者第三方机构差额补足优先级收益、计提风险保证金补足优先级收益等;是否穿透核查结构化产品投资标的,结构化产品是否嵌套投资其他结构化金融产品劣后级份额。 证券投资基金产品是否投资于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境保护政策的项目(证券市场投资除外):投资项目是否被列入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发布的淘汰类产品目录;投资项目是否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政策要求;通过穿透核查,产品最终是否投向上述投资项目。享受国家财政税收扶持政策的创业投资基金,投资范围是否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是否开展或参与“资金池”业务:(1)不同基金资产进行混同运作,资金与资产无法明确对应;(2)基金产品在整个运作过程中未有合理估值的约定,且未按照合同约定向投资者进行充分适当的信息披露;(3)基金产品未单独建账、独立核算,未单独编制估值表;(4)基金产品在开放申购、赎回或滚动发行时未按照规定进行合理估值,脱离对应标的资产的实际收益率进行分离定价;(5)基金产品未进行实际投资或者投资于非标资产,仅以后期投资者的投资资金向前期投资者兑付投资本金和收益;(6)基金产品所投资产发生不能按时收回投资本金和收益情形的,基金产品通过开放参与、退出或滚动发行的方式由后期投资者承担此类风险,但管理人进行充分信息披露及风险揭示且投资者书面同意的除外。 是否存在下列行为:(1)管理人及从业人员从事损害基金财产和投资者利益的投资活动。(2)管理人及从业人员存在泄漏因职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利用该信息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的交易活动。(3)从事内幕交易、操纵交易价格、短线交易及其他不正当交易活动,未建立相关防范制度及机制,并有效执行。(4)存在不同基金间的非公平交易行为,在不同的基金账户之间转移收益或亏损;交易价格严重偏离市场公允价格,损害投资者利益;以不正当利益为目的,使用基金资产进行不必要的交易。(5)将管理人固有财产或者他人财产混同于基金财产从事投资活动。(6)存在侵占、挪用基金财产的行为;存在费用转嫁行为,将不应由基金承担的费用转移给基金;投资活动不符合合同约定;(7)玩忽职守,不按规定履行职责。如未按照合同关于“预警线”、“止损线”的有关规定进行操作。(8)合同违约。如不能如期赎回。 四、内控及风险管理 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及机制是否覆盖私募基金的募、投、管、退各个环节,制度建设是否完善,是否执行到位。是否采取措施对基金风险进行有效管理;是否存在到期无法偿付等流动性风险;对冲基金和并购基金管理人的杠杆运用是否合理。信息系统运营是否安全可靠;是否实现对风险控制指标、投资交易权限、资金流转等关键事项的前端控制与实时监控。 是否按照合同约定,将基金财产交由托管人托管,并由托管人对投资活动进行监督。基金合同约定私募投资基金不进行托管的,是否在合同中明确保障私募投资基金财产安全的制度措施和纠纷解决机制。 是否妥善保存私募投资基金投资决策、交易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等方面的记录及其他相关资料。 是否违规使用信息系统外部接入开展交易,为违法证券期货业务活动提供系统对接或投资交易指令转发服务;是否设立伞形资产管理计划,子伞委托人(或其关联方)分别实施投资决策,共用同一资产管理计划的证券、期货账户;是否下设子账户、分账户、虚拟账户或将账户出借他人,违反账户实名制规定;是否为违法证券期货业务活动提供账户开立、交易通道、投资者介绍等服务或便利。 是否利用管理的基金资产为资产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或第三方谋取不正当利益或向相关服务机构支付不合理的费用。是否违背风险收益相匹配原则,利用结构化基金产品向特定一个或多个劣后级投资者输送利益。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从业人员是否具备基金从业资格;其他类型私募基金管理人高管人员从业资格是否符合要求。 是否对证券类基金产品主要业务人员及相关管理团队实施过渡激励,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1)未建立激励递延奖金发放机制;(2)递延周期不足3年,递延支付的激励奖金金额不足40%。 管理可能导致利益输送或者利益冲突的不同基金的,是否建立利益输送和利益冲突防范机制,执行是否有效。是否兼营P2P、众筹、民间借贷、现金贷等非私募基金业务。 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是否利用基金财产或者职务之便,为本人或者投资者以外的人牟取利益,进行利益输送。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是否建立员工与基金之间利益冲突防范制度及机制,并定期对员工防范利益冲突行为监督检查。 是否委托个人或不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提供投资建议;是否向未提供实质服务的第三方机构支付费用或支付的费用与其提供的服务不相匹配;是否建立利益冲突防范机制,产品与第三方机构本身、与第三方机构管理或服务的其他产品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或利益输送。 五、信息披露与报送 销售基金产品时,是否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产品交易结构、当事各方权利义务条款、收益分配内容、委托第三方提供服务、关联交易、关联担保情况等信息。 是否按照合同约定,如实向投资者披露基金投资、资产负债、投资收益分配、基金承担的费用和业绩报酬、可能存在利益冲突情况;是否如实向投资者披露可能影响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其他重大信息。例如每只基金是否编制资产负债表。 向基金业协会登记信息和备案信息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是否按照基金业协会的规定,及时填报并定期更新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的有关信息、所管理的私募基金投资运作情况和杠杆运用情况;管理人和基金发生重大事项的,是否及时向基金业协会报告。例如管理人发生重大事项的应在在10个工作日内向基金业协会报告;私募基金发生重大事项的,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向基金业协会报告。 基金合同中是否充分披露和揭示结构化设计及相应风险情况、收益分配情况、风控措施等信息。 委托第三方机构提供投资建议的,是否在产品合同及其它材料中明确披露第三方机构身份、约定第三方机构职责,是否充分说明和揭示聘请第三方机构可能产生的特定风险。 六、《适当性办法》自查 适当性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制定情况:(1)是否制定投资者分类制度;(2)是否制定投资者分类转化制度;(3)是否制定划分产品或服务等级制度;(4)是否制定执行适当性匹配制度;(5)是否制定定期开展自查制度或工作机制;(6)是否制定适当定档案管理制度;(7)是否制定限制不匹配销售行为制度;(8)是否制定客户回访检查制度;(9)是否制定评估与销售隔离制度;(10)是否制定适当性管理的培训考核制度和工作机制;(11)是否建立涉及适当性管理的投诉纠纷处理制度;(12)是否制定违反适当性管理的监督问责机制;(13)是否制定落实适当性管理的执业规范;(14)是否建立委托其他机构销售产品的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 人员、设备配备及内部培训情况:(1)是否指定落实适当性管理的具体分工和分管领导;(2)是否设置负责适当性管理的部门;(3)是否配备适当性管理工作专职人员;(4)是否配备录音、录像及开展非现场业务的留痕设备;(5)是否组织开展《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内部培训。 向投资者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时,是否了解投资者的下列信息:(1)自然人的姓名、住址、职业、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注册地址、办公地址、性质、资质及经营范围等基本信息;(2)收入来源和数额、资产、债务等财务状况;(3)投资相关的学习、工作经历及投资经验;(4)投资期限、品种、期望收益等投资目标;(5)风险偏好及可承受的损失;(6)诚信记录;(7)实际控制投资者的自然人和交易的实际受益人;(8)法律法规、自律规则规定的投资者准入要求相关信息;(9)其他必要信息。 是否根据产品或服务的不同风险等级,对其适合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投资者类型作出判断,根据投资者的不同类型,对其适合购买的产品或者接受的服务作出判断。 投资者主动要求并坚持购买风险等级高于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或者接受相关服务的,是否确认其不属于风险承受能力最低类别的投资者,是否就产品或者服务风险高于其承受能力进行特别的书面风险警示。 向普通投资者销售高风险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是否履行特别的注意义务,包括:制定专门的工作程序,追加了解相关信息,告知特别的风险,给与普通投资者更多的考虑时间,增加回访频次等。 是否根据投资者产品或者服务的信息变化情况,主动调整投资者分类、产品或者服务分级以及适当性匹配意见,并告知投资者上述情况。 是否进行下列销售产品或者提供的服务:(1)向不符合准入要求的投资者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2)向投资者就不确定事项提供确定性的判断,或者告知投资者有可能使其误认为具有确定性的意见;(3)向普通投资者主动推介不符合其投资目标的产品或者服务;(4)向普通投资者主动推介不符合投资标的产品或者服务;(5)向风险承受能力最低类别的投资者销售或者提供风险等级高于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或者服务;(6)其他违背适当性要求,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是否在向普通投资者销售产品或者服务前告知下列信息:(1)可能直接导致本金亏损的事项;(2)可能直接导致超过原始本金损失的事项;(3)因经营机构的业务或者财产状况变化,可能导致本金或者原始本金亏损的事项;(4)因经营机构的业务或者财产状况变化,影响客户判断的重要事由;(5)限制销售对象权力行使期限或者可解除合同期限等全部限制内容。 对投资者的告知、警示内容,是否真实、准确、完整,是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告知、警示是否采用书面形式送达投资者,并由其确认已充分理解和接受。 是否综合考虑收入来源、资产状况、债务、投资者知识和经验、风险偏好、诚信状况等因素,确定普通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对普通投资者进行细化分类和管理。 是否按规定对投资者进行类别转化。 是否建立或者更新投资者评估数据库。 是否按规定了解所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信息,根据风险特征和程度,对销售的产品或者提供的服务划分风险等级。 是否按规定录音录像或者采取配套留痕安排。 委托销售的,是否明确告知代销方所委托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适当性管理标准和要求,以及相应法律责任。 是否制定适当性内部管理制度,明确投资者分类、产品或者服务分级、适当性匹配的具体依据、方法、流程等,严格按照内部管理制度进行分类、分级,定期汇总分类、分级结果,并对每名投资者提出匹配意见;是否制定并严格落实与适当性内部管理有关的限制不匹配销售行为、客户回访检查、评估与销售隔离等风险制度,以及培训考核、执业规范、监督问责等制度机制。 是否定期开展适当性自查(应当每半年开展自查),对于自查发现的问题,是否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 是否妥善保管适当性相关信息资料。对匹配方案、告知警示资料、录音录像资料、自查报告等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十年。 是否妥善处理适当性相关的纠纷,与投资者协商解决争议,采取必要的措施支持和配合投资者提出的调解。   私募机构2018年自查工作报告 XX私募机构2018年自查工作报告(模板) 一、机构基本情况 (一)机构组织架构及人员整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股东、关联方、高级管理人员等方面情况。 (二)私募基金业务开展情况 (三)风险控制及合规管理情况 (四)业务运行风险状况评估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二、自查开展情况 (一)自查工作的组织 (二)自查工作的执行情况 三、自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计划 (一)自查发现的问题 (二)详细整改计划 四、投资者权益保护情况 (一)受理投资者投诉和处理投资者纠纷情况 (二)处理投资者投诉和纠纷的成功经验 五、意见和建议 附件:私募机构及基金产品信息表 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名称(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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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市场建设要把握新技术融资模式的变化 并不必然需要建设一个中国的纳斯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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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召开的证监会系统2018年工作会议提出,今年的工作重点,除了防范资本市场的风险之外,还要进一步提出加大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支持力度,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继续深化新三板改革,促进区域性股权市场规范发展,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天使投资。总体要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导向,吸收国际资本市场成熟有效有益的制度与方法,改革发行上市制度,努力增加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有人认为,需要致力于打造一批A股自己的独角兽。 改革发行上市制度,增强对新兴行业的吸引力,使A股形成自己的BATJ,这已经是最近十年来中国证券市场老生常谈的话题了。考虑到同日由于上市公司集中发布年报,大量亏损信息披露,导致大盘连续回调,上证指数击穿了3500点,证监会年会再度强调发展改革,能给市场一些想象空间。暂停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战略新兴板设想之后,又逢港股推出二十年间最大的市场准入改革,证监会再提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扶植,市场是否又要点燃创建中国纳斯达克的热情呢? 可以说,谁是中国的纳斯达克市场,已经是一个广受关注的命题了。成熟企业才能有在A股上市的机会,而成长型企业很难在A股上市,这已经是A股多年来事实状态。但是本质而言,投资于股市,大家炒的是未来收益,而不是过去的成绩。成熟企业上市后,从成熟走向熟透,本身没有什么新故事可讲,不利于投资者。往往上市不久就需要转型并购,造成了大量壳公司。但是成长型企业如何在A股上市,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由于风险投资、产业引导战略等模式的成熟,当代科技企业已经呈现了不同于过去的商业逻辑。通过大量的股权融资,科技企业可以很快进入快车道,成长速度和市场规模都可以大幅度加快,但是盈利速度却要远远慢于传统企业。甚至于一个企业占据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市场份额,仍然大规模亏损,滴滴、摩拜这类所谓的新技术企业就颇为典型。这类企业的财务指标很难达到当前A股上市的门槛,等企业达到门槛的时候,已经渡尽沧桑,可能在资本市场已经过气了。这种情况下,培养独角兽不如迎回独角兽更划算,最近360回归A股就是典型。其实,在移动互联时代,360究竟还有多大的市场空间,并不让人乐观。 再者,独角兽企业本身的成长和证券市场关系已经弱化很多。特别是在新的科技巨头企业成长之后,他们自己的投资能力和对市场布局能力强过普通投资者。孙正义这样的案例不讲,类似雅虎等投资Google,腾讯投资京东,都表明了巨头企业培育新科技企业的能力。这样一个趋势之下,IPO更多是股权变现、股权造富的通道,并不能在支持科技企业发展方面起到什么比较直接的作用。 所以,加强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支持力度并不必然需要建设一个中国的纳斯达克,也不应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改革的目标。过去几年以来,以证券市场为代表的中国资本市场进行了多次改革尝试,其中有很多波折。自2017年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来,制度建设重于规模建设,行为监管重于机构监管,已经是当前资本市场改革的重点。从根本而言,明确金融业作为服务业的本源属性、交易风险的基本功能,就不能让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变成赚取无风险利差的通道。更为公平有效的市场,必须是竞争更为充分的市场。推动发行制度改革,就要有严格的退市制度、更为市场化的估值以及做空制度。如此,才能真正发挥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类似乐视这种通过上市公司优势,以新业态为名,大肆举债的企业显然不应再于A股市场出现。这些才是A股市场发展改革的关键,而建设中国的纳斯达克并不是。 建设资本市场强国,这是中国证监会的目标。但是资本市场板块的多样化并非是资本市场强国的标志,纳斯达克的成功是多种因素共同成熟的结果。纳斯达克的模式不是当初刻意设计的结果,而是伴随着1980年代的IT产业革命、1990年代互联网产业革命的结果。即或如此,纳斯达克指数也是整个世界资本市场波动最大的市场,甚至于有的年份退市企业比上市企业还要多,纳斯达克并非是规模一直高速成长的市场。而对于中国的资本市场和监管当局而言,建立公平高效的资本市场才是更为重要的。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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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强监管”欲来:ICO被禁后集体出海,300万炒币大军,再续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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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月,监管将ICO直接定性为“非法公开融资行为”,并正式叫停。 ICO落荒而逃,很多项目不得不退币清场。 而短短4个月后,ICO产业链从国内腾挪至国外,甚至发展得比原先“更好”。 同时,各国间开始抢夺ICO这块肥肉,某国甚至派出特使来中国邀请币圈大佬,集体将ICO产业链搬到他们国家,并授予大佬们“爵位”。 据数据公司透露,我国参与炒币的人数多达300万,而全球,已有千万炒币大军聚集。 可见,这波ICO浪潮,已不仅局限在某一国,而是成为全球狂欢。 据知情人士对一本财经透露,下一波监管浪潮很快就会来临,“这一次,严厉的程度将超过所有人想象”。 这波全球的ICO狂欢,最终会如何收场?   01 出海渡劫 去年9月4日,央行等七部委联合下发《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将国内ICO定性为未经批准的非法公开融资行为,并对各类ICO活动进行叫停,同时明确存量项目需做出清退安排。 此后,各大项目开始退币、清退,币圈在骂骂咧咧声中,草草散场。 大部分人觉得这是一个终结,没想到,一切只是开场。 交易所在中国下线后,却开始出海。 监管出台后,我国最大的两个交易所火币网和OKCoin,都放弃中国网站,上线国际版。 火币搬到了新加坡,在香港也设立了子公司,还上线了韩国版;而据传OKCoin通过投资、合作等方式,拿到了世界多国数字资产交易的牌照,也全面转战海外。 但这两家“老竞友”,在海外却遭遇黑马“币安”,这个在去年7月份才成立的新交易所,其CEO赵长鹏和联合创始人何一,都曾在OKCoin市场部门任职。 监管后,币安落地日本,却弯道超车。 根据1月16日的24小时交易量排行,目前币安全球第一;而OKCoin旗下的OKEx,排行第三;火币排到第六。  截止1月16日上午11点半的24小时交易量排行榜  有趣的是,多位交易所用户表示,以前国内版,转款和交易都比较麻烦,而国外版更方便了。 “以前在国内运营,受限太多,为了合规,很大程度上牺牲了用户体验。转到国外去方便多了。”某交易所的业务负责人透露,监管之后,他们反而“放飞了自我”。 而另一方面,项目也在出海。 如波场币,在9月2日ICO完成,结果两天后就遭遇ICO监管,当天就宣布退还所有中国交易者认购的TRX。     随后,波场币就转战新加坡,并成立基金会作为主体,项目很快再次在币安和日本交易所quoinex.com上线。 此后,波场币价格飙升,一个月内甚至涨了百倍,如今价格又跌落。     “对于我们来说,毫无影响,就是要去一些小国家,譬如新加坡、日本等国去成立基金会,然后接着在国外交易所上线。”很多项目负责人都表示,出海对他们的影响,几乎为零,甚至说更方便,“不再担心监管”。 而炒币的投资人们,也开始出海之路。 “炒币人必备VPN,懂得科学上网。”资深炒币人陈夏元称,他们找到国外上线的中国交易所,和以前一样交易,并无二致。 陈夏元曾和炒币者们在微信群、QQ群来交换消息,但最近他却发现,对这些社交软件的监控极严,“ICO”“炒币”“梭哈”等,都成了敏感词。 “群里聊这些多了,会被限制转账、群被解散、甚至群主消失。”陈夏元称,他们不得不开始使用国外的聊天工具,如Telegram。 交易所、项目、甚至投资人都纷纷出海渡劫,对他们来说,监管似乎并无妨碍。    02 大小国博弈 “ICO是世界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所以,一国的监管,对行业的影响极为有限。”业内资深人士程晓旭称,这才是ICO得以出海的原因。 从目前来看,各大国对于ICO的监管都趋严。有趣的是,小国家对ICO的监管却开放很多。 譬如,去年年底,白俄罗斯承认了比特币是合法货币,并合法化了ICO。 同时,爱沙尼亚拟发行自己的加密货币,试图成为成为全球ICO中心。 而两个月前,直布罗陀也出台了监管草案,交易加密货币有望合法化。 直布罗陀金融服务委员会CEO萨曼莎•巴勒斯表示:“这一监管框架表明,监管机构可以在不扼杀创新,保护消费者的前提下,为金融技术蓬勃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监管环境。” “你可以明确感知到,小国家们这个新事物的拥抱和宽容。”程晓旭称,这是因为,某些国家认为,区块链技术确实是风口和财富聚集之地,如果放开监管,将拉动全国经济,甚至有超越大国的机会。 也就是说,ICO就如一个席卷财富,但同时危险重重的暴风眼,不止是炒币大军被卷入,甚至国家之间也会抢夺。 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在去年12月,某小国特使、国有银行行长组队来中国考察,“并见了中国币圈的多位大佬,他们开出众多优惠条件,希望把中国的矿场、交易所、ICO等一条龙的产业链,全部搬到他们国家”。 “目前商量的主要是挖矿产业,因为他们是煤炭大国,可以给比中国低很多的电价,并在政策上扶持、保平安。”知情人透露,给予“利”之外,还许诺了一些“名”,比如,还会给这些币圈大佬授予“爵位”和“官职”等。 而就在昨日,几位币圈大佬率队前往这个国家考察,准备将中国产业链全部转移到国外。 “实际上已经去了3、4波,但是他们的执行力太差,需要我们派人去推动。”据知情人士透露。 “如此暴利的行业,就是一块吸金石,甚至将全球财富吸引过来。”程晓旭称,不论是税收、还是财富,都是巨大的拉升,在这个诱惑之下,很多国家会一涌而上。 “而那些曾经将ICO严禁的国家,看到ICO的火热,又会眼红,可能会重新放开缝隙,让ICO归来。”程晓旭称,此后几个月,国与国之间,会拉锯博弈。 全球的经济体,面对ICO这块巨大的吸金石,可能都会权衡利弊,左右摇摆。   03 全球狂热 出海后的ICO,反而更胜之前。 在中国,炒币的暴富传说,在圈内广泛流传。 “这个圈子,钱进去翻几十倍是正常,翻了百倍才有资格出来说自己玩得不错。”陈夏元称,这里太不缺暴富故事。 金灿灿的诱惑,搅动得所有人寝食难安。 据程晓旭透露,在监管之前,在中国平均一周有30个项目上线;而如今,一周大概有5个项目上线,确实是“胆小者退却,但挡不住胆大者”。 但另一方面,美国、以色列、欧洲等国家,ICO发展迅速。 “现在,美国每周有5个项目上线,以色列少一点,大概有3个。”程晓旭称。 尽管项目没有监管前多,但渗透率却翻了好几倍。 据大数据安全公司“知道创宇”的相关负责人对一本财经透露,他们能观察到的,国内炒币人群,大概有300多万,而全球的用户总数已超过千万。 而最近两周,“ICO”这个词的百度指数,开始爆发。   “ICO”的百度指数开始暴涨  “我身边起码有一半的人加入炒币大军,甚至有朋友贷款来炒币。”陈夏元称,只要自己在朋友圈发一些币消息,就会有一堆许久不联系的人来打招呼:“你也炒币?” 加上大咖鼓励,更是让行业信心爆棚。 几日前,徐小平在微信群中极力拥护区块链,称其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伟大技术革命”。 在这几个月时间,大量与币相关的项目出现,比如,炒币的媒体、币圈公关、ICO项目培训等等,这条产业链迅速集结,所有的人,都想从中捞金。 “这就是一个历史级、世界级的暴富风口,错过,这辈子不可能再有。”前行者,不断如此“点化”后来者。 “我们就是来割韭菜的。”某位准备做币圈媒体的创始人直言不讳,他们想做项目测评,告诉炒币大军,哪些项目更靠谱,“但实际上,也是为了割更高级的韭菜”。 而同时,这些团队开出的工资,都是天价。 “入职2万,还给你一些代币,项目上线,立马翻几十倍,几个月就财务自由。”该创始人称。 “这个行业待久了,你会得失心疯,所有人都失去理智,都疯了。”程晓旭称,暴富的诱惑太大,机会太多,没几个人能气定神闲。   04 监管欲来 在全球的ICO狂潮下,监管不会坐视不理。 “99%的项目都是骗人的。”接近监管层的知情人士对一本财经透露,监管层对ICO的定性,极为明确,近期,监管会再次出手,“严厉程度,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现在项目都在国外,如何监管? “实际运营的团队,其实都在国内,管理他们并不难。”知情人透露。 “2018年的主基调,就是去风险,求稳定,这些金融乱象,监管不会放任。”他强调称。 据称,这次监管可能会多国联合出手。 监管之后,行业又将如何? “会消停几个月,就如上一次监管一样。然后几个月后,大家看没事,又会卷土重来。”程晓旭认为,因为是全球狂欢,几个国家的联动,还不足以掐断,除非全球联动。 实际上,区块链确实蕴含着颠覆未来的能量。 互联网诞生,搭建了信息传递网络;而区块链技术,却搭建起一套价值传递网络。 《经济学人》将区块链技术,称之为“信任的机器”。 在区块链技术的飞速发展中,诞生了ICO。这确实是惊人的创新,让融资这件事情,变得更为简单快捷。 但就因为太过简单,让众多别有用心者进入,从而让创新变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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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金融陷“资金断流”困境:银行抽贷、通道暂停、P2P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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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零和   2017年年底,现金贷监管出台,给消费金融沉重一击——行业进入后监管时代。 传统金融机构不再给消费金融提供资金,并开始抽贷;各家信托最近得到监管部门指示,针对信贷资产的通道业务被叫停;唯一的资金来源——P2P,也将进入最后的备案赛跑,很多平台正在放弃消费金融资产。 三个资金来源,通通收紧,釜底抽薪,行业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 2018年,消费金融的关键词,就是“监管”和“洗牌”,行业将如何渡过暗黑时代?    01 资金困境 “最近业务非常不好做。”做资金资产撮合业务的程潇称。 很多项目已走完尽调和系统对接,只等放款。而现金贷的监管一出来,资金方要求马上停止,他们和程潇说得还比较含蓄:“等监管细则出来后,再看看。” 实际上,传统金融机构,就连比较激进的城商行、民营银行,都暂停了对消费金融的放款。 “不止现金贷,我们现在连场景分期,也不再敢接。”某民营银行的放款业务负责人称。 “大家都认为,这一轮监管对持牌的消费金融公司没有影响,其实并非如此。”程潇称,银行缩减了给他们的放款量,同时,因为杠杆不可过高,体量也锐减。 传统金融机构的收紧,倒也在大家的意料之中。行业只能寄希望于信托的通道业务。 “就在一周前,我们接到了通知,通道业务要收紧,现在不让接信贷资产。”某信托的通道业务负责人称。 “如果包装下资产,也许还能接一点点。”该负责人称,以前一年的通道指标是几百亿,现在最多放出几十亿的口子,还有大把的项目在排队。 他透露,后期监管还会进一步收紧,就连这几十亿可能也会被叫停。 曾经信托通道业务是消费金融的重要资金来源。一般信托会将消费金融资产,包装成“信托计划”,再让资金方来购买,包括基金、资管的钱,都是如此进入信贷领域。 任何钱只要从信托走一道,就能名正言顺变成可放贷的资金。说白了,信托是一个牌照通道。 监管之后,这条路径也被斩断。最后的救命稻草,就是P2P。 去年12月,P2P整改验收“57号文”发布。该文件要求,各地金融办需要在今年4月底前,完成P2P备案登记工作,6月底前全部验收完成。 对于P2P来说,已到了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据接近监管层的知情人士凌翔透露,最终能拿到备案的,大概只有几百家机构。 “我们最近都在筹备P2P牌照的备案,生死一战,一点都不能掉以轻心。”某P2P平台的创始人称。 而据他透露,风口浪尖上的消费信贷资产,他们已不太敢接,除非完全符合监管,利率低,有场景,且背景雄厚。 而很多头部的P2P平台,都表示在暗地里抽回信贷资金,“为备案冲刺”。这意味着,曾经和消费金融共同进退的难兄难弟,也开始抽身而退。 三方资金的收紧,让消费金融陷入前所未有的资金困境中。   02 监管元年 “监管还会持续加压。”凌翔说。2018年,监管的终极目的就是“降杠杆、去风险”。 早在2009年,国家提出消费金融概念,试图用消费拉动内需,促进实体经济。2013年,鼓励力度达到顶峰。 如果消费金融杠杆控制得好,就会拉动经济,带动消费;但如果过高,就会出现负面效应:借贷压力增加,抑制消费。     而这几年我国消费金融的发展,并没有交上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 在美国,消费信贷崛起的土壤,有几大因素:征信的完备、消费观念的改变、信用意识的觉醒、收入稳定而持续的增长。 而在我国,征信尚未建立起来,所以很难去谈信用意识。最关键的是,我国大多数人还不具备提前消费的观念。 也就是说,我国消费金融的土壤,根本谈不上肥沃。 “消费金融对实体经济,到底有多大的拉动作用?目前来看,效果是不明显的。” 凌翔称。 “实际上,很多消费信贷的钱,最终的流向,不是进入了股市,就是进入了房市。”一本智库的负责人对这轮的消费金融浪潮进行了研究,发现情况不太乐观。 钱流入投资或投机的场景,自然对实体经济拉动有限,反而提高了居民杠杆。   国际清算银行对中国经济的研究,蓝线是边际资本投入产出比   此前,国际清算银行对中国经济进行了一些研究。以前2元~4元,就可以产出1元的GDP,而现在要超过13元,才能产生1元。 从2011年开始,这个趋势在不断加剧。这意味着,新增的信贷转化成GDP的能力在不断减弱。同时,杠杆率在不断攀升。 有券商研报称,我国居民杠杆率持续高增长,最近三年的上升幅度达到5%以上。而2017年,研报预测我国的居民杠杆率大约是57%。 而57%的杠杆率,还没有包括消费信贷等表外资金,这意味着,实际杠杆率要更高。  杠杆率增速太快,已引发高层警惕。 “因此,现在监管对于整个消费金融是一个存疑的态度。”凌翔称,想刺激实体经济,还不如鼓励小微企业的经营贷款,来得简单直接。 在这个宏观背景下,迎来了消费金融的监管元年。多数业内人士认为,2018年,消费金融的关键词,无疑就是“监管”加“洗牌”。 “这一招釜底抽薪,实在太厉害了,数千家消费金融公司,可能90%都会被淘汰。”程潇对此并不乐观。   03 劣币离场 监管持续出台,步步收紧,消费金融已被逼到墙角。 “现在很多消费金融平台只能接二线的P2P、小贷公司的钱,成本高达近20%。”程潇称,很多平台的业务在如此的高成本资金之下,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这些小的平台,也很难拿到P2P的备案,可能今年6月之后,小平台将不复存在。 那时,就连最后的救命稻草,可能都不再存在。甚至不少公司,开始用公司的股本金放款。 “投资机构的投资,加上这两年赚的钱,现在账面上还有几个亿,可以短暂维持。”某头部现金贷平台的资金负责人称。 但这样的模式,无疑也很难长久。 “目前,私募、自有资金、小的P2P平台,还能接到一些,维持业务还是可以的,但肯定很难再扩张了。”头部现金贷平台的创始人罗子业称。 行业的生死关头,大量小的现金贷平台,开始汹涌撤退。 现金贷最疯狂的时候,涌进来大量的温州炒房团、沿海地区的土豪团,他们拿出自有资金放现金贷。 而最近,这批人从现金贷全面撤退。某现金贷平台的创始人朱一金,就是其中一员。 “我们几十个土老板一起进的场,现在集体撤退。”朱一金透露,“我们把已放出去的贷款,委托给几家催收公司催款,公司全部解散。” 但他同时提到,不能将APP下线,不然以前的借款人看到平台倒闭,就完全不还钱了。 那这群土豪团们,都去了哪里?“我们现在都在炒数字货币,现金贷市场已没啥搞头了。”朱一金称,“下一个吸金风口,必然是数字货币无疑。” “说走就走了,几乎对我们没什么损失,监管真正管住的,是那些还想接着做的大平台。”朱一金称。 小平台掉头容易,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但对于大平台来说,他们辛辛苦苦创下的基业,不可能说放就放。 这大概是最讽刺的结局,劣币离场,良币来承受监管的重压。 而头部的平台,正在谋求转型。一些平台,开始转型为2B的技术提供商。 “我们不能放款,给能放款的机构,提供技术和风控服务,总可以吧?”罗子业已开始重推他们的SaaS服务系统。 这片领域虽发展缓慢,但好歹能赚钱,且可以维持原有的品牌。 另一些平台,正在尝试找新的场景。 “原来简单粗暴的商业模式,肯定是走不通了。”罗子业正在思考,如何结合现金贷和场景双方的优势。 他正在考虑推出一种类似“虚拟信用卡”的产品,比如,给你2万的授信额度,你可以拿着这张卡去指定的教育机构使用,用于“学费分期”。 这种思路,就是将现金贷和场景结合,控制了钱的流动和去向,而不是简单粗暴的现金贷。 资金的问题如何解决?罗子业倒不太悲观,现在监管刚下,大家都趋于谨慎,等健康的消费金融生态形成,资金会慢慢打开。 2018年,消费金融将迎来监管元年,有人将其称为“后监管时代”。尽管行业面临洗牌,好在劣币基本离场,剩下真正可以沉下心的“良币”。 “一分为二来看,监管并非坏事,也算是一种回归。”罗子业称。   文章来源:一本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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